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按：印度过去几年改变“平衡外交”，过于倾向美国。随着美印因贸易谈判破局导致关税战爆发，两国关系近期急转直下引发舆论关注。“平衡外交”是否更符合印度战略利益？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龙兴春：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林民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黄云松：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南亚研究所副所长
“平衡外交”才能保证“印太政策”落实
龙兴春
经过多轮关税谈判，美国和印度仍然无法达成贸易协议，之后美印关系急转直下。美方一系列举动给印度社会造成巨大震动，打破了印度的“美国盟友”幻觉，印度战略界纷纷讨论是否需要外交转向，以应对美国带来的挑战。
过去几年，印度一改之前的“平衡外交”，向美国偏移比较明显。例如，积极参与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支撑点之一；在加沙问题上明显偏向以色列；印方连续多年被邀请参加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等等。从美国方面看，对于印度的“外交倾斜”也给予了一定的回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在武器销售和军事技术转让方面授予印度“非北约盟友”待遇。印美还签署一系列军事合作协议，在中印边境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美国新政府上台后，“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成为华盛顿的政策核心导向，而印度则正努力实现“Viksit Bharat”，即在美国语境中为“MIGA”（让印度再次伟大），因此双方在经贸和外交领域的碰撞也就不足为奇。而且，特朗普再次当选本身就是美国“孤立主义”回潮的反映，这推动着美国对外战略正发生重大变化。华盛顿更注意经济利益，对价值观外交不感兴趣，战略收缩则导致对盟友的需求下降。不少印度学者认为，特朗普的目标是制造业回归美国，而不是转到印度。美国内心不希望印度发展为“下一个中国”，因此印美不可能是“天然盟友”。
正因为出现结构性矛盾，印度方面也意识到当前缺乏平衡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回调。外界看到，已经7年没有访问中国的印度总理莫迪，将来华参加9月初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莫迪与巴西总统卢拉于8月7日通电话，重申加强金砖国家合作、捍卫多边主义，强调积极应对国际经济挑战的重要性；新德里还迅速宣布邀请普京近期到访。
作为一个有不结盟外交传统的国家，且对外频繁强调自身“战略自主”大国身份的印度，如果只是追随某一个国家，将有损自己的大国追求。印度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东向政策”，2014年又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目的是与繁荣的东亚加强经济合作。同时，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与印度及印度洋沿岸的海湾地区和非洲地区经贸规模不断扩大，非洲和海湾成为东亚重要的能源、原材料来源地和商品市场，东亚与非洲、欧洲90%的贸易要通过印度洋。因此，印度有着自己的“印太政策”。
美国政府2017年底正式提出“印太战略”，但其定义的地理范围是“印度西海岸到美国西海岸地区”，并不包括印度洋北部阿拉伯海沿岸的海湾国家和印度洋西岸的非洲地区。美国版“印太战略”只需要印度而不是整个印度洋及沿岸地区，也不是要用来加强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经济合作，根本目的在于拉拢印度应对崛起的中国。这与新德里的战略目标并不一致。印度的“印太政策”，是通过“东向行动”加强与东亚的合作，向西加强与海湾和非洲地区的合作，凸显印度作为“印太”中心的地位。这样不但可以增进与印太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关系，还可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使自己成为亚太区域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和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力量。
显然，只有真正执行“平衡外交”，才能保证新德里的“印太政策”目标得到落实。中方当然欢迎印度方面改善对华关系，在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通过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等多边平台与其他成员加强合作，印度也可以认识到增加国家影响力不只是成为美国的“小兄弟”这一个途径。特别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5年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国家的综合GDP已经超越G7集团。
也要看到，印度国内亲美势力依然强大，这部分人没有放弃对美国的幻想。因此，在新德里重新校准“平衡外交”的过程中，一旦华盛顿态度缓和，新德里可能又重新靠近美国，但“钟摆效应”只会让印度错失更多机遇。
印俄能在多大程度上重温战略友谊？
林民旺
近期，新德里的外交“转向”颇为惹人注目。与对华政策的“调整”同步的是，新德里对俄政策早已出现的悄然改变。8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见了来访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特朗普用关税大棒打压印度，试图让印度减少购买俄石油问题进行共同磋商应对。印俄双方也透露，普京年内访问新德里的日期已经确定。对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呼吁“是时候恢复俄中印三方机制”，印度也给出积极回应。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执政后，印俄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且矛盾呈现不断加大的趋势。例如，印美防务合作不断深化严重冲击印俄战略关系基石。印度参与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变相地追随美国将俄罗斯和中国作为遏制对象。在对华政策上，印度与俄罗斯更像是“针尖对麦芒”。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及处理阿富汗问题，印俄立场都是截然相对。
俄罗斯曾多次直接表明其反对印度参与美国“印太战略”的立场。但印度回应称，俄方不应干涉印度同第三国的关系。用印度外长苏杰生的话说则是，“正因为印俄关系保持长期稳定，这种状态有时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印度要求俄罗斯学会接受“现实”，印度已经强大，俄罗斯再以“小兄弟”的视角来看印度是不应该的。
在度过了印美关系的十年“黄金时期”后，自2024年6月赢得第三次印度大选以来，莫迪政府就对俄政策进行了微调。2024年7月，莫迪访问莫斯科，这是莫迪时隔5年后对俄罗斯的访问。12月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访俄后更称，印俄友谊“比山高、比海深”。
印度的策略调整，是对自己之前误判战略形势的“纠偏”。俄乌冲突爆发之初，印度国防参谋长乔汉直言，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在未来将会下降，潜台词是俄罗斯会在美欧的围剿下“战败”。因此，印度选择“冻结”同俄罗斯的高层互动。但是，随着俄乌战事的变化，印度认识到俄罗斯的战略韧性。另一方面，印度发现“投靠”美国阵营的代价太高。尤其是，尽管印度决心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关系，但是美加等“五眼联盟”国家仍继续支持“卡利斯坦运动”，在印度周边搞“颜色革命”，并通过渗透印度内政来影响印度大选。对美国的严重不满，加速了新德里的外交“转向”。
尤其是随着印度在5月7日与巴基斯坦的空战中国际声誉大跌，白宫的表态直接凸显了对印度的“不屑”，且大幅扭转拜登政府时期的重印轻巴政策。在此背景下，由印度外长苏杰生主导的以亲美为主轴的外交路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印俄战略伙伴在印度外交战略中扮演着“战略托底”的作用。因此，即便新德里在印美“蜜月期”时，仍努力坚守印俄关系“修复”转圜的基础。其核心原因是，印度在战略上不能失去俄罗斯。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仍可以起到对冲中国、巴基斯坦与俄罗斯关系发展的作用。同时，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也能给新德里的对美外交提供巨大的杠杆作用。
这就是拜登政府时期，印度外交“左右逢源”的原因所在。然而，在特朗普再次执政后，不再能够容忍印度的“左右逢源”，压缩了印度的外交活动空间。新德里不得不寻求重温、升温与莫斯科的战略友谊。只是印俄关系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一目标，目前仍然是不可知的。印度过去靠战略模糊外交来获得在多个大国之间的游刃有余，却在拜登执政时期失去战略平衡，充分暴露出其对俄罗斯的真实态度。俄罗斯并没有完全顺应印度的外交调整，普京对新德里的访问一拖再拖，及其与巴基斯坦的互动，都凸显出俄罗斯对印俄友谊采取了一种“现实态度”。
美印经济对峙背后是国家定位的碰撞
黄云松
近期由于关税战、地缘政治分歧、国内民粹主义共振，以及外交风格的碰撞，将印美关系推向低谷。这场交恶并非偶然，而是美国“交易至上”外交逻辑与印度“战略自主”大国抱负激烈对撞的必然结果。
“特朗普2.0”时期，贸易争端成为美印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华盛顿的“美国优先”政策将印度视为“贸易滥用者”，指责其对美国农产品、医疗设备等商品征收高达100%的关税，导致双边贸易失衡。眼下，针锋相对的关税战标志着美印经济关系正滑向对抗。
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美国新政府彻底颠覆了前任的“战略慷慨”逻辑。拜登时期，美国曾将印度纳入战略贸易授权第一梯队，豁免其在进口伊朗石油和采购俄罗斯武器上的制裁，以换取印度在“印太战略”中的配合。但美国新政府执政后将印度的战略价值折算为具体经济利益，要求印度降低贸易逆差、开放农业市场并增加对美国武器和能源的采购。印度拒绝妥协，尤其在农业和乳制品等国内政治敏感领域，导致双边关系陷入恶性循环，激起印度国内激烈反美情绪。
这种经济对峙不仅是利益之争，更是国家定位的碰撞。美国视印度为必须“让利”的次级伙伴，而印度自视为全球大国，期待平等对待。这打破了印度对美印关系的浪漫想象，迫使新德里重新审视其对美依赖。
从地缘政治上看，美印存在战略愿景的错位与信任危机。美印关系的战略基础本是所谓“共同应对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快速崛起”，但当前华盛顿的政策不确定性动摇了这一基础。美国将印度视为“印太战略”的关键棋子，期待其在南海、台海等问题上与中国正面交锋。然而，印度的战略重心始终聚焦于南亚和印度洋，保持对周边弱小邻国的控制力。今年5月印巴冲突期间，特朗普未明确支持印度，之后又两度邀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白宫，并公开赞扬其“反恐努力”。此举被新德里视为对印度南亚主导地位的公然挑战，严重损害了双边信任。
印度在俄乌冲突中的中立立场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印地缘战略分歧。美国要求印度减少与俄罗斯的军事和能源合作，但遭到新德里拒绝。白宫将此解读为印度在美俄之间“脚踏两只船”“两头通吃”。这种“非友即敌”的思维与印度追求的“多极世界”愿景格格不入。
美印关系恶化离不开双方国内政治的推波助澜。美国新政府内阁以强硬派为主，这些官员将印度视为“防务搭便车者”，要求其为美国支付“对等回报”。特朗普本人甚至公开嘲讽印度为“死亡经济体”，否认其全球角色的重要性，深深刺痛了印度的民族自尊。在印度，莫迪政府同样受制于国内民族主义压力。印度人民党通过渲染“巴基斯坦扩张论”等论调巩固选民支持，需将美国塑造成“可靠盟友”以支撑其外交叙事。然而，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和对印度民主的揶揄让这一叙事难以为继。莫迪政府在对美强硬与妥协之间左右为难，国内政治的选举逻辑进一步令外交决策复杂化。
尽管美印关系陷入低谷，但双方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需求决定了彻底对立也不可行。印度在地缘政治中的杠杆价值以及其在技术、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合作潜力，为美印关系修复留有空间。例如，印度可能通过增加对美国能源和武器的采购，换取白宫在关税上的让步；而美国国会和战略界对“印太战略”的支持，或将限制特朗普团队完全放弃印度。
未来美印关系可能呈现“竞争性疏离”，在气变、反恐等低敏感领域保持有限合作，但在贸易、技术和地缘政治等核心议题上摩擦不断。美国将印度视为必须听命的“准盟友”，而印度坚持“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大国定位，拒绝沦为美国的次级伙伴或附庸。这种结构性张力不仅是两国关系的缩影，也是全球化退潮下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注脚。美印关系的未来，将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尊重彼此战略底线的基础上，重建可预测的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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